肿瘤瞭望 :血液领域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您出国后为我们带回来的,能否具体谈一谈您第一次迈出国门的感觉?
马军教授:震惊!非常震惊!79年我国只有首都机场,去日本只能到香港转机,出国旅途非常艰辛,我们从哈尔滨到北京再转广州出境,从中英街进入香港,再由香港转机到东京,我记得整整历时了12天;而现在哈尔滨直飞东京仅需4个小时。第一次进入香港就觉得太发达了,比较起来我们国家简直落后的不得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都在香港第一次接触到的。到了东京成田机场就只能用震惊形容了,我带的两大箱东西到日本后一点用也没有,那边应有尽有。到医院后更是惊掉下巴,医院非常干净、非常先进,各式各样全自动设备闻所未闻。我们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到了东京什么也不会,比如流式细胞仪,我就非常好奇机器怎么能分离细胞、进行白血病的免疫分型,而且速度那么快,一分钟能做100人份;而国内却只能用肉眼一点点查,可能一个小时才能分一张片子。86年我又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他们比日本更为先进。
面对他们的先进,我没有自卑,更觉得要奋起直追,必须得学,不学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既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又要学习治病的理念,把国际性的东西拿到国内来。比如他们的服务质量非常好,医生、护士、研究员一起做研究,我们血研所充分学习这一点,所里的医生是研究者,也是护理者,还是病人的好朋友。比如我从日本回国后,立刻同吴祖泽院士等一个班子一起做造血干细胞培养,并在国内首次成功培养出红系、巨核系、粒系细胞,到80年代我国造血干细胞培养和临床应用就和国际齐头并进了。21世纪初,我们又引入了很多先进设备,我把自己在国外节省的钱全都购买了国外的仪器设备,二氧化碳细胞培养箱、血小板功能器等买了十几台,有些一直用到现在。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那次出国经验,也就没有我们血研所,更别说我国现代血液学的发展。50年来,我们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已经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而且正在向更好进发。
肿瘤瞭望 :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感触下狠心花光积蓄,为我国血液领域发展购买设备?
马军教授:面对当时国内一穷二白的科研环境,没有任何设备,人再强也做不出成果。赤裸裸的现实就摆在眼前,没有二氧化碳培养箱就没办法做干细胞培养,血液领域的基础研究只能止步不前。于是我咬咬牙从国外购买回来了全国第一台二氧化碳培养箱,那时我们的工资才几十块钱,而这个设备就30多万,非常昂贵,国内的同志们都很感动,学校出人、出钱帮忙运回国内。有它以后,很快就把造血干细胞全部培养出来了,看到了结果的产出,就逐渐开始陆续购买其他仪器。虽然创业初期比较艰辛,但血研所的成功又带来了更多欣慰,现在国家经济越来越好,我们再也不用为设备、药品、试验发愁了。
我们那一代是中国创新的初代,有成功,也有失败。我算是血液学的幸运儿,二十几岁出国回国,做所长、提升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破格做主任等,都是卫健委、国家科委对我们第一批出国回国人员的关心。我也不能辜负国家,也带出了50多个硕士、博士,遍及全球,将中国血液领域的成就带向世界。
肿瘤瞭望 :当年您回国以后主动购买设备并组建了血研所,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血研所为国内血液领域带来了哪些贡献?
马军教授:当时全国能做造血干细胞研究机构只有6个,哈尔滨血研所是北方唯一一个,它的成立极大的推动了造血干细胞研究的发展,全国各地有100多个研究者进入我所工作学习,涌现了一批硕士博士。另外,70年代亚砷酸的最早发现和使用是最突出的贡献,我记得76年有个18岁的青年来就诊,是我的第一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在亚砷酸治疗后,现在将近44年过去了,都抱了孙子,逢年过节来看我都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才是对医生最大的认可。当年在全球我治疗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效果最好,美国、韩国、日本、西班牙、沙特等50多个国家的患者都闻名而来。我也去到美国、朝鲜、越南、柬埔寨、阿根廷、巴西、沙特等地参加了一些国家级VIP的会诊,因此也成了国际比较知名的医生。90年代亚砷酸上市后,我将它带向了世界,从WHO专门带队前往非洲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等30多个国家,教当地的医生怎么用亚砷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因为它非常的便宜,适合发展中国家。现在,全球用亚砷酸救活了无数病人,这才是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