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勇教授：最后一个问题将请教大家的是，STRIDE策略将对未来的临床实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肝细胞癌领域，免疫治疗涵盖了多个阶段。未来免疫治疗还有哪些研究方向值得期待？

 

Stephen L.Chan（陈林）教授：我认为一线治疗有两个方向。一是我们在目前批准的免疫治疗方案基础上增加另一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者加入贝伐珠单抗、仑伐替尼、抗TIGIT等其他不同机制的药物。这是我们可以尝试的一个方向，这种治疗方案或方法已经在3期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另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些替代机制，最好是以生物标志物为导向的治疗。我们对患者进行活检，了解其肿瘤的分子学特征，然后给予相应的治疗。我认为这也很重要，比如靶向于GPC3（磷脂酰肌醇聚糖3）的CAR-T治疗。在二线治疗中，我认为非常多样化。可能包括一些局部区域治疗、放疗、TKI或联合治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尝试的。

 

谭海东教授：基于HIMALAYA研究的结果，STRIDE方案已成为世界上首个获批的针对晚期HCC的抗PD-1和抗CTLA-4抗体联合治疗方案。目前，STRIDE方案已在美国、日本、欧盟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批准。并获得NCCN指南1类优先推荐和CSCO指南I级推荐。作为抗PD-1或PD-L1的系统性治疗，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与抗VEGF或抗CDLA-4治疗联合使用，在晚期HCC中都取得了显著疗效。我们仍在不断探索联合免疫治疗在晚期HCC中的应用，以降低早期HCC的复发率。

 

Lorenza Rimassa教授：我完全同意Stephen的观点。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关于三重免疫治疗组合的数据，例如与抗TIGIT结合的联合方案在1期或2期研究中非常有前景，目前正在开展3期临床试验。此外，还有一些双特异性抗体正在进行2期试验。因此，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我们还有其他免疫治疗选择，如T细胞疗法、T细胞衔接器、放射性配体治疗，它们可以与免疫治疗联合使用或单独使用。这对患者来说非常好，因为我们在一线治疗研究中有不同的选择。当然，如果这些方案仅关注于一线治疗研究，会使我们错过了后续治疗的一些机会。HIMALAYA研究STRIDE方案展示了非常好的5年OS率，但最终患者可能还需要二线治疗。而目前晚期肝癌二线治疗还缺乏大型临床试验，存在巨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不同治疗方案的顺序问题，相信未来我们将有更多的选择，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机会。

 

黄志勇教授：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创新治疗方案，并更深入地了解这种肿瘤的生物学特征，同时我们还需要在临床工作中探索一线、二线治疗以及不同联合治疗方案的排兵布阵。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分享的真知灼见，我们进行了一次精彩且富有洞见的肝癌免疫治疗讨论。我相信HIMALAYA研究在总生存期和安全性方面的优秀数据，将进一步增加医生和患者的治疗信心，未来的拓展研究也将带来更多好消息。

 

 

黄志勇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肝脏外科中心

 

Lorenza Rimassa教授

意大利Humanitas大学/IRCCS Humanitas研究医院

 

Stephen L.Chan（陈林）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谭海东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肝胆胰外科二部，肝脏移植中心副主任

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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